古代寡妇再嫁难不难

在古代时候哪些寡妇想要再嫁的话，其实也是比较难的，因为在古代的社会里，是属于一个男权的社会，而且那些伦理上的规范也同时由男人来去决定，那么古代寡妇再嫁难不难到底如何？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

比如在《金瓶梅》中，西门庆的六个妻妾，除了正妻吴月娘外，都有再嫁甚至数嫁的经历，这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，而且再嫁也不只是出现的小说中，像清代嘉兴著名学者朱彝尊的乳母叶妪，其辞别朱家后，“十年之中凡五嫁”。不仅再嫁很普遍，而且还常有逼嫁，即强迫寡妇再嫁的现象发生。在鲁迅的小说《祝福》中，二十六的寡妇祥林嫂就在守寡后，被婆家强行塞进花轿嫁给了山里贺老六，对于这样的行为，村民往往是理解的，面对四婶的责难，卫老婆子就辩驳道：“阿呀，我的太太！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。我们山里人，小户人家，这算得什么？她有小叔子，也得娶老婆。不嫁了她，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？他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，很有打算，所以就将地嫁到里山去。倘许给本村人，财礼就不多；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，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……”“这有什么依不依。——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，只要用绳子一捆，塞在花轿里，抬到男家，捺上花冠，拜堂，关上房门，就完事了。”这生动地说明了，寡妇的再嫁，在传统民间社会是相当常见的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矛盾的现象呢？

古代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，几乎所有的伦理规范均由男人来制定，从男人的角度，自然希望妇女对丈夫忠贞不二，所以妇女的贞节就愈益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理念却必然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。在过去，由于溺女婴等因素，社会的性别比往往高达120以上，男性要远多于女性，再加上达官贵人往往有三妻四妾，更让婚姻市场上男女比例失调，使得寡妇，特别是有生育能力的寡妇在婚姻市场上有强劲的需求。与此同时，古代妇女一般缺乏独立经济能力，在那些贫穷人家，生存压力往往会迫使其再嫁，而且，对于婆家来说，即使是小康人家，寡妇守节在家，也预示着要占据一份财产，而再嫁还能得到财礼。在现实利益面前，很多人的天理天平自然会倾向利益而非伦理道德。在当时，寡妇的行为除了自身的意愿外，往往处于以下两种相互抵触的力量的支配之下：一种是从伦理观念出发，以国家的旌表机制、法律规定和社会习俗等为手段，鼓励和保护寡妇守节的力量；另一种为从现实利益和人情出发，以理解、劝说、利诱、施压乃至强逼等方式促使寡妇改嫁的力量。可以说，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关于寡妇守节或改嫁的现象，无不是这两种力量交织较量的结果。

当然，坚守贞节观念的女性也大有人在，一般来说，守节较多地出现中上绅缙阶层，而改嫁则在普通平民阶层较为普遍。当然，这种分别也不是绝对的，也与寡妇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及其个人性情密切相关。至于再嫁的普遍程度，根据今人对族谱等资料的统计，明清时期，即使在那些名门望族，育龄寡妇再嫁的比例也有五成甚至更高。

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男尊女卑，多以男可三妻四妾，女子不可侍二夫，无论丧夫，被休抑或和离 除唐以外均以此为耻，可和离之女子极少女子都应守夫以示贞洁，丧夫者更是应代夫侍奉公婆，否则为不贞，不义，不孝。因而，丧夫再嫁非喜事。

古代时期贞洁观是造成古代寡妇悲惨命运的主要罪魁之一，应该不会有人反对。中医性学专业人士表示：由于贞洁观的出现，寡妇们只能望“性”兴叹，难奈的寂寞和感情的饥渴，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们，导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正常人格的特殊人群。寡妇们曾经挣扎过、抗争过。在那无数个寂寞的深夜里，她们悲伤地哭泣着、思考着，为自己的不幸而流泪，为自己的未来而规划，采取了种种办法，来抵御身体最深处的痛苦。掀开历史的帷幕，赵炎在此为她们做个血泪斑斑的盘点：体会她们的无奈和酸楚，理解她们的自虐和出格，聆听她们的呐喊和控诉。

按说，在那个时代，寡妇改嫁是可以被社会允许的，但寡妇清没有改嫁，而是极力压抑自己并成功地实现了欲望转移，苦心经营夫家的采矿业，积聚了数不清的资财，成为一方首富，更至“僮仆千人”。连千古一帝秦始皇也十分看重她，为她树碑立传，尊其为“贞妇”。无独有偶，在清朝乾隆年间也有一名寡妇采取欲望转移法登上富豪榜的。据《高密县志》记载，乾隆时高密县寡妇傅单氏守节31年，“持家有成”，以致“家业五倍于原产”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富豪、女强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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